“知識產權地域性”是指根據(jù)一國法律產生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范圍內有效，在其他國家將得不到承認。從另一個角度講，即一國只保護根據(jù)本國法律產生的知識產權，而不保護依他國法律產生的知識產權。一般認為，知識產權地域性的產生和存在主要基于歷史的、法律的和經(jīng)濟的原因，但其也由于法律和經(jīng)濟上的原因而越來越多地面臨著挑戰(zhàn)。
一、知識產權地域性產生的原因
（一）歷史原因
最早的知識產權產生于封建社會（15世紀的印刷技術），其最初的形式是封建社會的地方官或封建君主、封建國家通過特別榜文、敕令的形式而授予的一種特權。這種特權只能在發(fā)布該榜文或敕令的官員、君主或國家權力所及的地域內有效，超出這個地域便不再有效了。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知識產權成為依法產生的民事權利，或稱“法權”，但地域性特征仍保留了下來。我們認為，知識產權誕生時期的地域性主要是因為依行政特權形式產生和存在的權利，具有很強的公法性，因而效力只及于域內，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時期，知識產權地域性的存在，除受歷史遺留原因的影響外，更主要的是法律和經(jīng)濟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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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最初來源于“特權”，這使其帶有“公法”的性質；知識產權的取得與行政程序（主要是專利權的申請和授予程序，商標權的注冊程序）關系緊密，是國家授予的一種壟斷權；關于知識產權的產生、內容、期限、救濟與維持的法律規(guī)范具有強烈的公法色彩。美國有些法院將知識產權法視為公法，而以“公法禁忌”為由拒絕適用外國知識產權法。也有觀點認為，國際私法上將知識產權歸入財產權，從而比照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規(guī)則的需要，使得知識產權被局限于其行使地法的屬地內。而知識產權的地域性之所以被強調，還是因為其客體的無形性。物權基于對有形物的創(chuàng)造或占有而產生，同一有形物不會由不同的主體創(chuàng)造或占有，所以，法律基于創(chuàng)造或占有而認定權屬不會引發(fā)權屬沖突，即便該物權的主體和客體進入另一法域。而無形性使得同一知識財產可以由不同的主體創(chuàng)造或占有，所以法律必須就同一知識財產擬制一個惟一的權利主體。就同一知識財產而言，在發(fā)生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時，一國法律擬制的知識產權可能會與另一國法律擬制的知識產權發(fā)生沖突。這就是強調知識產權地域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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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是一國以法律的手段就某一智力成果授予某人的擬制的專有權，也即壟斷性的權利。由于知識產權的客體具有無形性，盡管在事實上，同一智力成果可有多個創(chuàng)造者或擁有人，但法律上認為，就同一智力成果只有一個所有主體。如果一國法律就某一智力成果進行權利擬制分配的效力及于全世界，這就意味著一國法律有權在全世界范圍內進行權利分配。由于智力成果是無形的，在同一法域只能就同一客體授予唯一的權利。如果允許一國法律在全世界范圍內分配智力產權，從微觀上講，將損害到他國民事主體的利益，從宏觀上講，將損害到其他國家的經(jīng)濟利益。因此在堅持知識產權地域性原則的前提下，各國均在其屬地管轄范圍內就智力成果擬制規(guī)定知識產權。一方面，各國均有權就智力成果資源進行分配而不會影響到他國國民利益，另一方面，一國不承認據(jù)另一國法律所授予的知識產權，實質上是保留了本國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主權。
二、知識產權地域性所面臨的挑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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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理論和實踐的發(fā)展，以上述法律上的理由來論證知識產權地域性的合理性，已不再那么理直氣壯。知識產權是民事權利的一種，其私權的性質是明確的，盡管其產生和行使在一定程度上關系到公共利益。歷史上知識產權最初產生時期的“公權”性質已無法決定今天的知識產權的性質；取得知識產權必需的行政程序只是一種形式和程序的要件，其目的是擬制和授予私權，這與具有強烈公法色彩的行政法和刑法是不同的，而與不動產登記程序是相似的，即公示權利的主體、增加法律穩(wěn)定性。
在實踐中，國際上已出現(xiàn)突破知識產權案件專屬管轄權和以仲裁的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趨勢，這表明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將更加明確。就專屬管轄權的突破而言，傳統(tǒng)的國際私法理論和實踐大多將知識產權案件歸于專屬管轄的范圍內，因為一般認為知識產權的產生、效力、保護等均與權利授予國的行政權力有很大關系，因而其他國的法院無權就一國的知識產權事項作出裁決。但理論和實踐的發(fā)展已使人們對于知識產權的性質有了新的認識，國際經(jīng)濟技術交往的發(fā)展也對知識產權案件的司法管轄提出了新的要求。如：網(wǎng)絡和高科技的通訊技術的應用，使得信息和技術的傳播越來越方便快捷，但同時也使得盜版侵權案件出現(xiàn)了新的復雜情況，在一國侵權盜版作品將在瞬間傳播到全世界，侵權行為地可能出現(xiàn)在與作品國籍和作者國籍或住所地完全不相關的某國境內，侵權結果發(fā)生地會出現(xiàn)不計其數(shù)的情形。法律實踐向專屬管轄提出了質疑。專屬管轄的突破實屬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必然需求。比如，1993年荷蘭海牙地方法院對于發(fā)生在國外的知識產權案件行使了管轄權，這一做法得到荷蘭最高法院的確認。盡管這種管轄權的突破是否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域外效力的取得有待討論，但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無疑在這一突破中得到了很好的說明。
就知識產權案件的可仲裁性而言，傳統(tǒng)的理論認為知識產權案件是不可仲裁的，因為仲裁的受案范圍是民間的私權案件，而知識產權帶有公權的性質。但實踐的發(fā)展對這一理論給予了最好的否定。國際國內經(jīng)濟貿易仲裁機構已受理了相當可觀的數(shù)量的知識產權案件，并且這一數(shù)量有進一步增加的趨勢。1977年國際商會仲裁院受理的仲裁案件中有近14％與知識產權相關，1992年這一比例增加到23％，即15年內增加了近10％；美國仲裁協(xié)會（AAA）和我國的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已受理了數(shù)起涉外知識產權糾紛；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也于1994年成立了仲裁與調解中心，而這一中心的運作被認為是最適合有關知識產權的糾紛；根據(jù)瑞士聯(lián)邦國際私法的規(guī)定，知識產權案件也是具有可仲裁性的。其實，以仲裁的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糾紛較之司法的解決方式有很大的優(yōu)點：其一，仲裁員可由當事人選任，所以可以使仲裁庭的組成更具有專業(yè)性；其二，仲裁程序可以當事人的需要為主導，方便高效并可以達到保密效果。由此，我們難以固守知識產權的公權特征而拒絕采用仲裁的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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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jīng)濟文化交流發(fā)展的需要和交往利益的驅動，為了取得本國知識產權的國外保護，各國對于外國的知識產權也不得不給予相應的保護。在國際公約的框架內，國民待遇原則的出現(xiàn)，是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步。盡管一國不愿承認依外國法而產生的知識產權，但國民待遇原則使得外國人可以與本國國民一樣申請和取得本國法規(guī)定的知識產權。這實際上是通過屬人原則的擴展來突破地域性給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造成的障礙。在國際上僅以國民待遇原則來實現(xiàn)對外國知識產權的保護，仍給各國留下了相當大的回旋余地，各國可以自由決定可授予知識產權的智力成果的范圍、知識產權的權利內容，保護方式等。如果各國法律在這些方面差異很大，將會極大地減弱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的實際效果。所以，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另一任務就是協(xié)調和統(tǒng)一各國立法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標準和水平。在國際公約的框架之外，各國也逐漸開始承認外國知識產權在內國的域外效力，以換取外國對于本國知識產權效力的承認。
綜上所述，知識產權的地域性仍在相當?shù)某潭壬虾头秶鷥却嬖谥�，但國際經(jīng)濟技術的交流與發(fā)展已使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出現(xiàn)了新的發(fā)展。知識產權的域外效力的取得，已在一定的范圍和程度上被理論和實踐的發(fā)展所證實，并有進一步擴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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