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鄧小平在1979年啟動經濟改革、創(chuàng)立深圳經濟特區(qū)以來，深圳從一個與香港毗鄰的3萬人口的小鎮(zhèn)，逐漸發(fā)展為如今的大都市，擁有1000萬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全中國第一。
深圳、廣州、東莞、佛山以及其他區(qū)域城市構成了珠江三角洲的核心。人口總數達到5600萬人的珠江三角洲對世界經濟至為關鍵，因為從自行車、牛仔褲、性玩具到iPad，各種產品都在這里生產。
僅東莞一個城市制造的玩具，就占到圣誕節(jié)期間全球玩具總出貨量的30%。東莞市委副書記姚康表示，全球各地消費者穿的運動衫和跑鞋，也分別有20%和10%是在東莞生產的。正如東莞當地人所說：“東莞來一場堵車,全世界都會斷貨。”
廣東省不久前的一項估算，突顯出該地區(qū)經濟增長的非凡成就：2013年廣東省經濟同比增長了8.5%，GDP達到6.33萬億元人民幣(合1.05萬億美元)——這一數字介于韓國和印尼的GDP數字之間。
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夠如此長期地生產廉價商品，是因為數百萬農民工一直愿意去工廠里工作，制造他們幾乎買不起的產品。在深圳，當地政府已宣布從2月1日 起將最低工資提高13%，至1808元人民幣。盡管深圳的最低工資水平是全中國最高的，但一名工人仍需要拿出兩個月的薪水，才能買得起一臺 iPadAir。
但這種體系眼下正面臨壓力，從倫敦的購物者、到廣東的中國年輕人，各式人群都受到了影響：招工越來越難、薪資迅速上升、原材料和土地價格一天天上漲、人民幣不斷升值，珠三角地區(qū)對制造業(yè)的吸引力相對于其他地區(qū)的優(yōu)勢不斷縮小。
珠三角地區(qū)顯然面臨勞動力成本上漲的挑戰(zhàn)——廣東的工資水平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這種局面不太可能發(fā)生改變，因為中國在其“十二五” (2011-2015年)規(guī)劃中提出了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的目標，這是中國政府努力刺激消費并降低經濟對投資依賴的舉措之一。
香港聯(lián)業(yè)制衣(TAL)行政總裁李國權(RogerLee)表示，工人工資在過去5年里增長了一倍。聯(lián)業(yè)制衣在亞洲建有11個工廠，為數十家全球品牌生產服裝。2008年，該公司在東莞的服裝廠的生產成本是馬來西亞和泰國工廠的一半，如今這種差距已經消失了。
晶苑集團(CrystalGroup)表示,內生成本(包括薪資和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在過去5年里增長了10%-12%。結果是,該公司被迫將保羅衫和內衣等商品的生產轉移到其他地區(qū)。晶苑集團是亞洲最大的制衣公司之一,在東莞有1.1萬名工人。
晶苑集團行政總裁羅正亮(DennisWong)表示：“我們的策略是……在越南或柬埔寨等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qū)進行生產。這就是目前我們仍然能生存的原因。”
在晶苑集團等公司紛紛將生產轉移到東南亞之際,其他一些公司則轉移到了勞動力成本較低的中國內地。箱包制造商新秀麗(Samsonite)將65%的生產外包給中國公司,而近年來它的許多供應商已經搬到了位于長江三角洲的上海周邊省份。
新秀麗首席執(zhí)行官蒂姆·帕克(TimParker)表示:“過去我們有大約80%或90%的合作伙伴是在華南地區(qū),現(xiàn)在我們主要……從華東地區(qū)采購。”
盡管勞動力成本節(jié)節(jié)上漲,但對外國公司及其中國本地制造商來說,要想下決心離開珠三角地區(qū)并不容易。要在不引起其它成本增加的情況下,創(chuàng)建與珠三角相當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從供應商簇群、到直通深圳和香港港口的公路和鐵路基礎設施——非常困難。
畢馬威(KMPG)消費者市場亞洲區(qū)總裁尼克?德布哈姆(NickDebham)表示,對紡織業(yè)(打個比方)等行業(yè)的制造商而言,將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轉移到孟加拉國和柬埔寨等國相對容易一些,盡管那些國家的工資水平也在不斷上升。但玩具制造業(yè)等行業(yè)就不那么容易轉移了,因為這些行業(yè)的生存依賴集中化的供應商簇群。玩具業(yè)大多位于華南地區(qū)。
德布哈姆表示:“我們需要零零散散地安裝非常多的附屬設備,很難把整套設備固定、打包并運出中國。”
即便對只是考慮遷往中國內陸、而非海外的企業(yè)來說,決定搬遷也不容易。聯(lián)業(yè)制衣的李國權表示,自己的公司在5年前做了一項調查,結果發(fā)現(xiàn),遷往內地能將勞動力成本降低15%,但內地的基礎設施水平可能不如廣東。
對不容易遷移的制造商來說,一個解決辦法是提高自動化水平。新秀麗的帕克表示,他的許多中國供應商就是這么干的。他說,自動化還有很大的空間,許多中國工廠中使用的設備比新秀麗自己在比利時的工廠(打個比方)要簡陋得多。
帕克表示:“在中國……你會發(fā)現(xiàn)完全不同的設備,這是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導致的。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這一切都在改變,因此在我們的供應商中,一些更有進取心的工廠為降低勞動力成本,已開始投資購買一些更……精密的縫紉設備。”
東莞等地方政府正努力通過提供補貼,來加快企業(yè)的自動化進程。東莞市委副書記姚康將大朗針織鎮(zhèn)作為一個成功的典型。他說,大朗鎮(zhèn)的工廠利用政府資金購買了4萬臺電腦針織機,可減少20萬名工人。
盡管制造商為解決勞動力成本日益上升的問題絞盡腦汁,但預計這種趨勢仍將繼續(xù)惡化,原因有很多。工資日益增長的部分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資標 準,廣東省在其2011-2015年的經濟計劃中就提出了最低工資標準增長40%的目標。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一個供應日益緊張的勞動力市場中,工廠被迫 要支付更高工資來吸引工人。
造成工人短缺現(xiàn)象的原因有許多,但主要原因是人口結構因素。由于多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2012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15歲至59歲)多年來首次出現(xiàn)下降,至9.37億人,比前一年減少了345萬人。
農民工如今在家鄉(xiāng)省份有了更好的工作機會,這加劇了珠三角地區(qū)勞動力市場供應緊張的局勢。這些新的機會是中央政府出臺政策的結果,這些政策旨在推動內地 發(fā)展,以縮減內地與沿海富裕地區(qū)的收入差距。“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為內地省份創(chuàng)造了就業(yè)機會,對那些過去把孩子留在家中、去廣東的工廠里打工的婦女們來說, 這種機會尤其具有吸引力。
制造商不得不提高工資水平的另一個原因是,工人們對工作變得越來越挑剔,因為隨著珠三角地區(qū)勞動力市場開始變得對工人有利,他們有了更多的選擇。與前幾代農民工相比,年輕的工人們也更不愿意從事辛苦的工廠工作。
智能手機、微博以及風靡中國的社交媒體服務微信(海外版是WeChat)的爆炸式發(fā)展,讓工人們更容易知道哪些工廠可以提供更好的待遇,這進一步增加了他們的底氣。
工廠表示,招聘女工越來越困難。計劃生育政策再加上許多地方偏愛男孩,導致中國人性別失衡,女工數量下降。不過年輕女性也越來越明顯地傾向于找服務行業(yè)的工作,而不是更辛苦的生產線工作。
人口結構和經濟趨勢引發(fā)了珠三角地區(qū)薪資上漲,也在迫使跨國企業(yè)提高產品價格,對供應商施加更大壓力,要求它們削減成本、或直接接受更低的利潤。
但鶴山KTC等制造商表示,比薪資上漲更嚴重的問題是,很難招聘到足夠多擁有合適技能的工人來維持持續(xù)生產。薪資上漲不過讓工廠增加了一些成本。
KTC在老撾開了一家工廠,但與晶苑集團的情況一樣,那里的工人們生產的服裝比鶴山工廠里生產的更簡單,因為老撾工人的技術不如中國工人。
香港內衣制造商黛麗斯公司(TopForm)面臨一個類似的問題。黛麗斯公司執(zhí)行董事黃啟聰(KevinWong)表示,該公司在2011年關閉了深圳工廠,并在柬埔寨開了一家工廠。
黃啟聰表示,盡管東南亞國家的薪資水平是深圳的四分之一,但這并不是黛麗斯搬到那里的主要原因。
黃啟聰說道:“勞動力成本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要是招不到工人,管理費用就會要了你的命。”他解釋稱,在深圳,已經不可能找到足夠的工人了。
無論是哪種行業(yè),珠三角地區(qū)面臨的挑戰(zhàn)正迫使所有制造商尋找削減成本的辦法,最極端的做法是撤離中國。但德布哈姆表示,跨國企業(yè)即將放棄中國的說法言過其實了,許多公司雖然再三威脅要撤離中國,但它們并沒有真的付諸行動。
德布哈姆說:“人們認為,中國的成本和勞動力問題將不可避免地迫使低附加值的生產撤離中國,但如今這些工廠仍留在這里。”
鑒于其龐大的制造業(yè)規(guī)模,珠三角地區(qū)可能在很長時間內依然會是“世界工廠”。但該地區(qū)的制造商以及購買其產品的消費者,未來將面臨價格上漲的前景。
利豐(Li&Fung)董事長馮國綸(WilliamFung)表示,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斷上升意味著,為中國以及全世界服務了30年的模式 已經永久性地改變了。利豐是一家全球大型采購公司,為從沃爾瑪(Walmart)到塔吉特(Target)的各大企業(yè)采購產品。
馮國綸表示:“中國為全球生活水準提供補貼的時代已基本結束——從1979年到2009年,中國為全世界提供了物廉價美的商品。未來人們將要支付在其他人看來或許更公允的價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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